基督教在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对古希腊的“异端邪说”展开了压迫,导致西欧大量的古希腊哲学文献被毁,大量哲学家被杀或者出逃。约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开启了百年翻译运动,保留和翻译了大量古希腊的哲学著作,为后来的经院哲学兴起和文艺复兴运动埋下伏笔。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被日耳曼人占据。失去了罗马帝国的支持,天主教会的地位大不如前,教父哲学的思想传统也在逐渐衰微。从5世纪末期开始,在天主教会的努力传教下,以法兰克王国的皈依为代表,基督教逐渐在日耳曼人的王国中扩大影响力。11世纪末期,教会已经有能力发动十字军东征,标志着天主教会重新建立起统治力。
自10世纪开始,基督教教士在翻译犹太和伊斯兰哲学著作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11世纪晚期,教会开始兴办大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以理性思辨的方式研究神学,基督教神学的命题日益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教会学院的学者们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即逻辑学)为基础方法论,对教义作出各种证明和解释,产生了以抽象思辨和烦琐论证为特征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与早期的教父哲学的不同在于,教父哲学的特点是强调信仰的作用,认为一切都来自于神的启示,理性必须服从信仰,而经院哲学则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的正确性。
聪明人总是更加相信理性的力量,而教会则是当时顶级聪明人的聚集地。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有安瑟伦、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布拉班特的西格尔、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卡姆等。
唯名论与实在论(唯实论)讨论的是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之间的关系,是经院哲学的研究主线之一。
问题的由来
于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Porphyrios,233-305,普罗提诺的学生)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中提出的三个问题:
6世纪的哲学家波爱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480 - 524)引进了这些问题,并强调其研究价值。12世纪时问题成为神学家关注的焦点。
唯名论否认共相是客观实在的,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不过是一个语词概念,甚至只是“舌头产生的气流”。
实在论主张普遍的共相是真正的实在,而个别的殊相则不过是现象。
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端也影响到“三位一体”教义的解读:“圣父、圣子、圣灵”是殊相而“神”是共相。因此,唯名论对共相的否认也是对“三位一体”教义的否认。
这也反映了王权与教权的争端。实在论维护普世的教会的权威,唯名论维护个别的具体的王权。所以教会的正统是支持实在论的,唯名论往往被视为异端。但是唯名论并没有因为被打压而消失,影响力反而愈发地扩大。
约翰内斯·司各特·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 800 - 877)活跃于“加洛林王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立了中世纪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
爱留根纳打破了教父哲学提出的“信仰高于理性”的原则,提出信仰应当服从理性,并认为哲学是探求万物真理的途径。理性和启示都是真理的来源,具有同等的权威,因而是不能互相矛盾的。他在二者之间更强调理性,如果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出现了矛盾,我们就应当服从理性。
爱留根纳并不否认圣经和教父们的权威,但他认为对圣经只能作讽喻的解释,例如把圣父理解为创造的实体,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本质性,把圣子理解为神创造万物所遵从的理智,把圣灵理解为创造的生命或生命力,这样才能把神理解为三位一体。此外,他认为基督教的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并不是真正的基督的血肉,而只有象征意义。
对存在的划分
爱留根纳在其著作《论自然的区分》中,将自然/存在分为四类:
在这样的划分中,神被分为了两部分。但是这样的分裂并不是神的本性,而是人类思维的局限导致的对神的误解:人类的思维是限于时间当中的,所以必须有一个开始和结束,但神是超越时间的。
非存在
爱留根纳将非存在划分为5种情况:
神学观点
爱留根纳认为神没有开始,没有原因,无法认知,无法理解。任何肯定性的语言都无法描述神,因为这些语言必然指向一个否定性的反面。
爱留根纳对“非存在”的第五条观点促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人都是可以被拯救的,只要他能够恢复神给予的状态。爱留根纳更加极端地认为,即便是魔鬼,也是能够被拯救的。物质上的地狱最终将不存在,宇宙的一切都将最终回归到神之中。
这些观点使得他被认为是“泛神论”,因而被教会判为异端。
安瑟伦(Anselmus, 1033 - 1109, 也译作“安瑟尔谟”),被称为“最后一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安瑟伦力图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强调必须从信仰出发到达理性,再运用理性来维护信仰,运用辩证法来论证基督教正统教义。他同奥古斯丁一样主张探索真理首先必须以信仰为根据。同时他也提出:仅有信仰而不诉诸理性,则近于玩忽。
安瑟伦是极端的实在论者,认为普遍性是独立于个别之外的客观实在,普遍性高于特殊性,而越是普遍的东西就越实在。神是最普遍的,因此最实在。他根据这一哲学理论,提出教权高于王权的政治主张,为罗马教会的世界统治进行辩护。
神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在《独白》中,他提出,任何人都应该能够仅仅通过理性来说服自己神的存在。被认为是“好”的事物有很多,那么必须有一种根据来进行好坏的判断,这种根据可以称之为“善”。“善”本身是好的,而且应当是一切好的事物中的最高者。因此,必然存在一种至善,而且这种至善应当是唯一的。
在《宣讲》中他提出哲学史上著名的“神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提出,存在之为存在,必然有一个最高的存在作为自身和一切其他存在的依凭。只有完满的存在能够胜任这一位置,且愈是实在,愈是完满(反之亦然)。即便是无神论者,也能够在脑海里想象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如果这样的存在是实在的,那必然要比仅存在于想象中要更加的伟大/完美。因此,至高无上者必然存在,且就是神本身。
这个论证逻辑并不十分严密(甚至破绽百出),反对者认为不能将思维与存在认为是同一的。但它依旧非常的著名,在于其开启了后世诸多的相关讨论。它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对立。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 - 1274年3月7日)是经院哲学,乃至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神学大全》。他重视乃至于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并努力将其融入基督教神学体系。例如,他很喜欢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三段论,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对自己神学思想的阐述之中。
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阿奎那列举了若干条神学相关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一些错误观点或者质疑,并一一按照教义进行解答或者反驳。《神学大全》充分体现了经院哲学的繁琐而辩证的特点。
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改变了自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神学认为理性来自启示的信仰、理性与信仰不可分的主张,明确区分信仰与理性的不同领域,并以感官为人类知识的来源,为经院哲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当然,在他这里,哲学只是用于论证神的存在而已,所以他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温和实在论
托马斯·阿奎那反对唯名论,因为唯名论有害于教会的统治。但他也不同于极端实在论,而是在二者之间做出了调和。
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
徐弢, 李思凡.阿奎那对“个人灵魂不朽”的解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465-470.
托马斯·阿奎那是心物二元论的代表。他认为人既不是单纯的肉体,也不是单纯的灵魂,而是二者的结合。单纯的肉体只是动物性的存在,而灵魂则是人的抽象形式。肉体给灵魂提供感官,灵魂为肉体赋予理性。在这样一个二元结构中,灵魂和肉体并非单纯的形式和质料的关系,灵魂是单独存在的,占据主导地位,被认为是人的本质。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个体的灵魂是非物质的且不灭的,人死后灵魂依旧存在于一个抽象的精神世界中(此处的灵魂更贴近于中文语境当中的“魄”,即人死后转变为的阴神)。灵魂能够跨越物质和精神两大世界,因此能够获得更大的普遍性。
这一套理论的目的是调和基督教教义(Bible)中在灵魂与肉体的描述上的冲突,如灵魂不朽、肉身成圣、死人复活。教父哲学将灵魂和肉体视为完全独立的两种实体,但不能解释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之间如何发生联系。后来的阿威罗伊主义者则将灵魂解释为肉体的某种形式,而理智则是某种“永恒实体”的分离存在,这种观点区分了灵魂与理智,杂糅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不符合“个人灵魂不朽”的教义。
肉体如逆旅,灵魂是行人。
这个观点是更纯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且可能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观点。
对神存在的证明
托马斯·阿奎那尝试用理性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证神的存在。
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中能够明显感觉到一种矛盾。人们的理性主义冒头,纯粹的神学与信仰那一套已经逐渐玩不转了,所以经院哲学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调和,调和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矛盾。这是基督教内部自发的思想改革,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种努力显然并不太成功。
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约1285 - 1349)是托马斯·阿奎那之后最重要的经院哲学家。其曾加入圣方济各会成为一名修士,但观点与教会主流观点不一致,一直致力于理论论战,因笔锋犀利得称号“无敌博士”,后被划为“异端”遭到审查。
信仰与理性
奥卡姆反对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官方哲学。他彻底区分了哲学和神学,并且将神存在证明从哲学中剔除出去,他指出关于神是否存在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不是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问题,神学命题超越于人类自然理性之上,理性对于信仰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这是教父哲学时期就清楚明白的道理,到了经院哲学时期居然还需要讨论了,说明理性的萌芽确实使得神学体系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唯名论
奥卡姆是一名极端的唯名论者,他认为只存在具体的个体,不存在超越个体的普遍性,普遍性只是“心灵中和语词中”的一种“符号”。实在论用一个实体(共相)去解释其他实体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共相是一个实体,那么它又如何同时存在于多个事物之中呢?
奥卡姆的唯名论强调感觉经验在“共相”诞生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从对个别事物的感性知觉开始。
奥卡姆剃刀
奥卡姆在与实在论的论战中提出了“奥卡姆剃刀”理论,又叫“思维经济原则”。他认为,在现实存在的实体之外,再提出若干诸如“共相”、“本质”、“形式”之类的实体进行分析,不仅无助于解释事实,反而增加了需要解释的东西,使得理论更加复杂了。
基于此,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做了很多批判,认为其中“实体”和“数量”的范畴是不必要的。
奥卡姆剃刀原则一般被简化成“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问题在于这个“必要性”是谁来定义?你、我,或者张三这样的普通人吗?显然不是,因为这超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我们不能忘记,奥卡姆是一名宗教人士,在他看来,只有“神”是唯一能够对存在进行决断的。
换言之,“奥卡姆剃刀”实际上是神手上挥舞着的镰刀。只要把一切“没有必要的存在”给砍掉,那么剩下唯一的(人类可以确定的)“有必要的存在”就是神本身。
虽然现代人往往把奥卡姆提到运用在科学理论,尤其是物理学理论的构建中,但讽刺的是,这个概念的出现本身是反科学的。该理论的提出是要取消一切规律或者理论,从而屏蔽各种学说对于信仰的影响。譬如,奥卡姆反对亚里士多德体系,因为他设立了太多不必要的范畴。
奥卡姆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巴门尼德主义者,在奥卡姆的体系中,各种由古代哲学家设立的本体论体系都解构成为了用于简化交流的工具。但这样一来,反而破除了破除了大量哲学上的成见。我们将在后面的培根那边看到,他是如何将奥卡姆的这套东西用于建立新的科学体系的。反科学的理论最终极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只能说一个理论被提出后,其发展就不再受原主人的影响了。
政治理论
奥卡姆主张政教分离,提出教会只应当负责“拯救灵魂”相关的事务,而不应当进行世俗统治。同时,他认为教皇也是凡人,没有资格代表神,全体宗教会议才是最高的宗教机构。
奥卡姆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神赋予了人两种权利:私有制和决定统治者的权利。统治者应当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否则人民可以推翻统治者。
奥卡姆是一名宗教人士,又是一个唯名论者,其中蕴含着根本性的矛盾冲突。具体来说,唯名论想要取消具体事物背后的所谓“共相”或者“本质”,但是“神”却正是那个最“共相”的“共相”或者最“本质”的“本质”。人们迟早有一天会发现,这个“神”似乎也不是那么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当神挥舞着剃刀收割各种各样的实在的时候,一个不受他控制的利刃已经悄悄地架在了祂的脖子上。
从这个角度上看,奥卡姆是僭越的,因为他在替神做决定。他自作主张地砍掉了他所认为“无必要”的实体,然后甩锅给神,最后挖空了基督教的墙角。
经院哲学,乃至于基督教的衰落是由于唯名论的兴盛。唯名论认为,信仰和理性是不可调和的,理性不可能导向信仰。
唯名论者认识到,用理性来解释信仰(神的存在),会威胁到信仰的稳固。因为当理性无法证明神存在时,要么威胁信仰,要么威胁理性,这二者都会动摇经院哲学的根基,而前者甚至会动摇整个宗教信仰的根基。
虽然教会权力一直掌握在实在论者手中,但唯名论的思想始终侵蚀着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如前面所说,神作为终极的“共相”,是必然要被唯名论所剔除的(即便唯名论者限于自身的宗教身份无法下这个手)。
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争端,古希腊哲学从来没有真正远去。威尔·杜兰特说,经院哲学是希腊哲学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这是信仰和理性的矛盾运动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也有说法是,经院哲学是日耳曼人第一次尝试进行知识活动而进行的逻辑训练。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不同,日耳曼人缺少理性主义的洗礼,使用野蛮人般的感性思维去认识绝对精神,导致陷入了空洞而无意义的琐屑争论中。经院哲学家们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理论的基础,却只学到了一点点形式和皮毛,放弃了辩证法的原则,最终给人展现出来的就是粘了几根孔雀羽毛的鸡。
所以说,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向我们展示了“衣冠禽兽”这个词最生动的样子。上流社会拿到了“宗教”这一个终极意识形态杀器,实现了对底层人民最强力的压制,却陷入了极端的狂乱和奢靡,放弃了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导致整个西方理智史陷入沉寂千年之久。
时间走到14世纪,西欧经历了黑死病大流行、王权与教权的争端、市民阶层崛起、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教会在其中所表现出的腐败和无能让所有人都无法忍受。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向了文艺复兴运动,天主教会的权威自此衰落。
经院哲学在调和信仰与理性方面的失败孕育了两个结果: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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