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2010年8月份的天涯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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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宏观的角度。
我国房价上涨一共经历过三个阶段,其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其二是2008年-2014年,四万亿救市导致的一波上涨,其三是2015年棚改货币化导致的第三波上涨。三波上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改革开放、“四万亿”和“货币化”带来的大量的资金涌入。这是需求侧的变化。
接下来是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
土地财政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副产物,local government 由于财政权被压缩,不得不开辟新的收入增长点,此时土地就作为 local government 的重要资产,成为财政的来源。事实上,在2008年以前,由于需求侧疲软,房价和地价的上涨并不明显,但此后,local government 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成为高房价的重要推手。
此外还有通货膨胀因素,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通过中低端制造业出口换取外汇,央行会根据这部分外汇在国内发行等额的人民币。人民币发行增加,大量资金流向无非是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房地产、期货市场等。在中国,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尚不完全,实体经济不适合普通人投资,普通人只会通过购买商品房的方式投资房地产。大量普通人的投资行为推高了房价,导致房地产的资本收益率过高,又吸引资本进入,进一步推高房价,形成正向循环。
事实上,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量的通货在市场上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无论如何会进入一个领域,房地产只是恰逢其会。房地产的特点是持久稳定,且能够大量吸纳资金。如果不是房地产,而是期货市场,那么被推高价格的就有可能是粮食或者能源等。这些市场的价格刚性更强,能够吸纳的资金也更小,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金融与社会风险。相比而言,房地产是一个不错的资金蓄水池。
“房住不炒”在2010年就被作为控制房价的口号提出来了,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以打压房价。市面上还有另一个观点,即住房需求是“刚需”,所以房价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于商品房的需求,没有炒作的成分,也没有下降的余地。
上面两个观点,一个认为房价过高,一个认为房价不高,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殊途同归。前者试图消灭商品房的金融属性,而后者干脆否认商品房具有金融属性。
首先,“刚需论”完全就是扯淡。且不说当下房价是否真的能反映刚需,至少能明确的一点是,任何能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商品都难免成为金融标的物:石油、粮食、贵金属,甚至是郁金香、君子兰、以及口罩。而商品房的特点则使其特别适合用于金融投资(投机):一是稀缺性,二是稳定性。这与黄金类似,又有所不同,商品房的稀缺性来源于土地的稀缺性,这是 local government 有意控制土地供应的结果。稳定性则更简单,毕竟建好的房子不会凭空消失,government 又保证了至少70年的产权,尤其是在繁华地段的房子,其价值更有保障。
在这个魔幻的时代,连一文不值的虚拟货币都能被炒上天价,商品房这么好的金融资产,没有人炒才是怪事。只是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尤其是大城市,发展实在过于迅猛,泡沫会被通货膨胀所部分消解,才显得并不严重。只有在发展速度放缓的时候,泡沫才会逐渐显现出来,这也是近几年房价问题日益尖锐的原因。但在过去房价暴涨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承认这个事实,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曾经房价短暂回调时,业主大闹售楼部的新闻。讽刺的是,如果一个资产价格在不断上涨,那么投资者不会认为自己是在投机,反而会认为自己是在价值投资,同时忽略掉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因素。
问题在于,房价究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刚需”?
“刚需论”的问题之一是认为人们住房需求只能通过购买商品房来满足,而忽视了庞大的租房市场。或许我们可以将“买房自住”看作是购房的“刚需”,但事实上,在买不起的情况下,“购房”的需求是会被“租房”给代替的。中国房屋极低的租售比也常被作为房价泡沫的佐证之一。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3%以上的租房投资回报率(租金收入减去房产税、物业费等支出),中国的商品房投资回报率仅为1%~2%,如果不是房价本身的疯涨,商品房作为投资品无疑是不合格的。
从权利的角度考虑,租房只会获得短时间内房屋的使用权,而购买房屋不仅会获得使用权,还会获得产权。房屋租金反映了房屋使用权的价值,而房价反映的是房屋产权的价值。而房屋产权,才是商品房金融属性的核心。房价远高于租金,反映的是房屋的金融属性压倒了使用价值,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泡沫”所在。
总而言之,“房住不炒”做不得数,要看 government 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什么;“刚需”问题则比较复杂,因为这里面涉及另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买高价房?
前面讨论了房价是否被炒高,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买高价房?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确定一个基本的共识——抛开房价不谈,人们对于商品房的的评价主要是两个维度:位置(离工作地、商业中心、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建造质量(房屋本身质量、小区的配套设施等)。其中,位置在房价中的影响要大于建造质量,因为位置会影响房子作为投资品和实用品的价值,而建造质量只会影响房子的居住体验,在房价的影响中处于次要地位。
如前文所说,商品房是一种优质的金融资产。它首先具有稀缺性,这个稀缺性并不完全是指土地的稀缺性,而是指“好地段土地”的稀缺性。从全国的角度,“好地段土地”指的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从全省的角度,“好地段土地”指的是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从城市的角度,“好地段土地”指的是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政治中心的周边地块。显然,具有稀缺性的土地要贵于相似条件下不那么稀缺的土地。
这个稀缺性是由人口决定的。人口聚集的地方,土地就相对稀缺,而人口聚集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工作机会。所以,任何就业岗位聚集区周围的房价总是比较高,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上班的通勤时间尽量短,而倾向于在工作地周围买房子。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学生上学,这也是学区房价格高企的原因之一(主要原因还是划片制度)。
如果我们将“买房自住”看作是购房的“刚需”,那么这部分刚需会尽量购买离工作地近的房子,那么工作地附近的房子就会被推高,其上限取决于这部分职工的负担能力。相应的,平均工资高的地方,房价就高,平均工资低的地方,房价就低。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平均工资”指的并不是所有人的平均工资,而是推动房价上涨的核心群体的平均工资。具体而言,商业中心边上的房价,是由资本家推动的;金融中心边上的房价,是由金融从业者推动的;科技中心边上的房价,是由科技人才推动的;政治中心边上的房价,是由肉食者推动的。一言以蔽之,一个地区的房价,是由本地区的精英推动的。要补充的一点是,这里的“精英”不一定是指富豪,而更多是指那些“城市新中产”,具体而言,就是城市吸纳的外来人口中收入较高的那一部分,往往是金融、科技、商业部门的小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往往有着较高的学历或较好的家庭背景,能够较为乐观地估计自己的发展前景,并有很强的阶级跃升的意愿。此外,还有大量的土著拆迁户也在推动房价上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情况,请大家自由联想,对号入座。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两个地块,一个在科技中心旁边,人口密集度较低,但是平均工资高;另一个在工厂区旁边,人口密集度高,平均工资低,那么前者周边的房价就必然要高于后者周边的房价。当然,实际情况大多是前者人口密集度要远大于后者,所以前者的房价就加倍地高。深圳就是典型的例子,南山区是科技中心,福田区是政治/金融中心,这两个区的均价都超过了10万元,而其它区则普遍在5万元左右。其他地方同理,市里的有钱人会在市中心买房,省内的有钱人喜欢在省会买房,全国的有钱人都想在北上深买房。
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到底是谁在买高价房?是那些买得起高价房的人在买,包括炒房的人和购房自住的人。
你说这不是废话吗?确实是废话,因为房价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高的。一个地区,在尚未发展起来时,房价是很低的,而房价上涨的过程,就是当地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工资上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就是一个造富运动,越早入场的人越有优势,高收入人群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购买力,房价的上涨也大致符合这一趋势。
所以说,房价确实是被炒高了,但大致上还是遵循价格规律的,该贵的地方都贵了。这里的“炒”,并不意味着房价当中全是泡沫,只是说当下的房价并不仅仅反映其作为房屋的使用价值,而是额外包含了大量的金融属性。
但再进一步说,这个金融属性是否合理,就很值得讨论。评估一类金融资产,无非是两个方面:收益和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但商品房完全不符合这个特点,而是低风险高收益,至少三年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特定时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
房地产行业强势扩张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他们不仅推高了发达地区的房价,同样推高了小城市的房价。
小城市完全是遭受了无妄之灾,他们一无产业,二无人口,出了城中心就是大农村。这也导致这些城市房地产资金池小,稍微接收一点大城市的资金溢出就会受到剧烈波动。在房价普遍上涨的档口问题还不明显,如今房价开始横盘,小城市没有能力消化这么高的房价,成交量暴跌。于是开发商开始降价促销,回笼资金,local government 又担心房价下跌引发崩盘,发个限跌令,有点讽刺。
当然,并不是说小城市的房价就一定全是水分。毕竟再小的城市也有有钱人,这些人至少能够支撑住市中心的房价不下跌,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上一章讨论的结果,小城市的房价是由城市里精英的收入决定的。
关于“限跌令”,其实只要想想,小城市中是谁有能力买高价房,又是谁有能力影响 government 政策,就能大概猜到一些端倪。(这是一点阴谋论的想法,做不得数)
上面只是讨论的小城市房价,但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房价该不该贵。或者说,国家有没有义务,或者必要,保持一个低房价?
先说结论,没有。
前面我们讨论了住房刚需问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分成了两条互不交叉的线:精英的住房需求和普通人的住房需求。而这两类人解决需求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有钱,可以负担得起高房价,所以可以买房;后者没钱,就只能租房。当然,这两类人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能否负担得起房价,收入能否在几十年内付完贷款,在客观上清晰地区分了这两类人。
精英的那部分,我们无需过多讨论,因为他们吃下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红利,高房价是他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他们有能力、有意愿购买高价房;另一方面,是他们在拥有房产之后,会自发地维护高房价。房子不是房子,是人的屁股。相关内容,可以参考董建华在香港提出的“八万五计划”的执行始末。
上面的问题,又转化为:国家是否有必要满足普通人的购房需求?
结论还是一样的:没有。
如果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住房需求的满足并不是只能通过购房实现,事实上大部分打工人是租房居住的。这一套社会运行模式到目前为止运行良好,普通人尚且活得下去,那就没有大改的必要。国家的治理,无论手段如何、效果如何,最终要落实到两个字上:稳定。如果能够维持现状,那就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那就尽量少地改变;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进行改革,而这时候往往已经无能为力。当下的社会问题大抵如此。
但是,这不代表房价就没有问题,因为有炒房者的存在。
中国房价高,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高得离谱,这基本上是公认的事实,这房价一般包含两个部分,我暂且称为房价的“实部”和“虚部”。其中实部由上述论证过程中的“城市精英”决定,这部分人愿意为自己定居大城市而付出的价格构成了房价的实部。而虚部则由炒房客决定,大致就是炒房客抱着上涨预期买了一套房,然后闭着眼睛喊了一个高价,等着下一个人接盘。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集聚的时候,新城市精英会拉升对住房的需求,从而提高房价的“实部”,“虚部”会很快被“实部”填满,所以并不显现出太多问题。但当上面的进程放缓乃至停滞,这部分虚高的房价就与真实的市场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商品房市场乃至于金融市场的运行。
当然,当下的房价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住房问题了,其外溢效应已经切实地影响到了社会运行,国家不得不出手整治,但其中细节大概率不会和大多数人所猜想的一致。
对于这个问题,广大底层人民群众想必有很切身的体会,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必要。
但我们至少要明白一点,在肉食者眼里,普通人买不买得起房完全不重要,人不过是十四亿这个庞大数据当中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也就是七普之后,新生人口数据实在是过于“友邦惊诧”,才稍稍打动了他们古井无波的心灵,开始出台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试图通过呼吁的方式推动人口的再生产。尴尬的是,对于大城市来说,即便不出台生育刺激政策,年轻人也趋之若鹜;而小城市再怎么刺激也无济于事,一是小城市本就没多少年轻人,二是根本没钱没资源来培养年轻人,三是就算有年轻人也大概率给大城市做了嫁衣。
简而言之,底层人民买不买得起房子完全不在他们的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买房”本来就是仅提供给精英的玩法,底层人能租到房子,不至于冻毙于道中,已经足见其施政水平了。尤其是对于一线城市,最好的情况是,外地民工来此工作二十年,提供了足够的税收和GDP之后再回家乡,不再占用本地的教育、医疗和养老资源。至于买不买得起房?你最好买不起,买得起的话你就要留下来了。
上面说了这么多废话,就是为了证明,对于国家而言,普通人买不买得起房甚至不能称作“负面影响”。
但即便如此,高房价对于国家依旧会带来潜在的、严重的、深远的危害。
一言以蔽之,高房价会压抑实体产业的发展,从而消耗中国的发展潜力。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一,高房价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2005-2015年,深圳房价年均涨幅约为20%,北京和上海房价年均涨幅约为17%,全国房价平均涨幅约为9%,且较少有大幅度的回撤。房地产投资的高收益与低风险使其吸聚了大量的资金,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又强化了市场对于房地产的信心。但是,资金是有限的,投资房地产的钱多了,实体经济的钱就少了,事实上,历年国内有不少“企业经营不善亏本,但通过炒房/卖楼挣钱”的新闻。资本是逐利的,实体经济费劲又不挣钱,哪有炒房躺着赚钱来的舒服?
其二,房价上涨的预期影响了制造业将来的发展,房价上涨的现实则直接打击了当下的经济。高房价会推高厂房、店面的价格/租金,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商品房价格的高企也间接提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而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是我国就业的重要载体,如果它们的经营受到影响,可能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其三,高房价会抑制消费,从而拖慢经济发展速度。中国一向有购房的传统,买房往往是成家立业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人一旦拥有能负担得起按揭贷款的收入的时候,总是第一时间贷款买房,不断上涨的房价也加剧了这一现象,毕竟“不尽快上车就晚了”,这就导致居民杠杆率的不断攀升。《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60%,即居民负债占了GDP的六成,其中住房贷款超过一半。这其中又分为不同的情况:底层打工人收入不足以买房,他们的贷款以消费贷为主;而中产则以房贷为主。一般认为,社会底层人民收入有限,满足基本吃穿用度之后就难以支撑更高的消费;顶尖的高收入者虽然有消费能力,但相比于其庞大的资产规模,消费又显得微不足道;所以社会的消费增长主要靠中产带动。但中产的消费又被房价所挤压,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房贷越高,能用于消费的钱就越少。《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指出,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经济转型期,要从以往的投资拉动增长转型为消费带动增长,高房价会阻止这一进程,这是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其四,房价上涨会导致金融风险。不断上涨的房价会留下许多套利空间,只要有启动资金,就有不少空手套白狼的资本。一个基本的玩法是攒到首付就买房,反正房价不断上涨,即使收入无力还贷,也可以通过卖房还清贷款,同时再买下一套房。更高级的玩法是,先以高杠杆贷款买多套房,等到房价上涨之后,卖掉其中一部分房产,购入更多房产,只要房价不停地涨,这个过程就能够不断持续。但是,一旦房价停止上涨,或者涨幅太低不足以覆盖贷款利息,这套链条会立刻断裂。如果房价开始下跌,可能出现的断供会给银行带来大量的坏账。这也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虽然不可能在中国重演,但显然会带来极高的金融风险。
此外,高房价还会影响生育率,导致新生人口下跌,加重老龄化现象,此处就不再赘述。
房价上涨的驱动力是精英阶级的购房需求,燃料是通货膨胀和热钱流入。房价上涨吸引了大量城市中产将自己的积蓄和收入投入进去,反过来又阻碍着后来的人进入。相比于大多数普通穷人,买得起房的精英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的刚需也是有限的。当这部分人已经完全投入这个买房市场,这个市场的发展就到了一个瓶颈。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时,蛋糕在不断做大,城市中产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房地产市场还能够一起发展;但当增速放缓,增量竞争转为存量竞争的时候,城市中产数量将停止扩张,而房地产市场也将停滞。
要注意的是,上面这段论述是站在全国的角度,但是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全国一致的,一二线城市由于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会从全国/本省吸取人才。所以如果从更微观的角度说,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维持稳定,二线城市房价缓慢失血,而其他地方则必然会一崩到底。
所以,房价只有到了该停的时候才会停,不该停的时候,怎么也停不下来,具体可以参考前几次房地产调控的结果。
而当下,中国的发展显然已经触及了那个瓶颈,所以我们能看到诸如限跌令、交易参考价以及各地出台的抢人政策等等一系列在若干年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政策。
这个问题和高房价的危害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如果高房价的危害足够大,让 government 感觉到了威胁,那么就是动真格的,反之则不是。其实这显然很挑战我们的认知,毕竟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会快速消耗公众的信任,但是越调控越涨的房价让人实在怀疑我们的 government 到底患有几个层次的精神分裂,以至于现在依旧没什么人相信国家想要调控房价。
可能和很多人预期的不一样。在房价问题上,central government 和 local government 利益并不一致。central government 由于上面讨论过的高房价的危害,大概率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房价治理,但 local government 则未必。在房价调控的目标上,不同 local government 也不一致,大致来讲,大城市要抑制房价上涨,二三线城市要抑制房价下跌。
先说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早已经过了城市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有人口流入,房价上涨的驱动力消失,需求减小,价格就相应下跌。但是十几年来, local government 已经习惯于通过土地财政赚钱,如果突然断掉这一收入来源, local government 就会出现戒断反应。
房价下跌首先会导致金融风险,一个人贷款五百万买了一套房子,跌到了三百万,那这个人有很大概率选择断供,中间的差价就会成为银行的坏账。这就是美国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当然,现在的中国肯定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其次,房价代表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有钱人的利益,房价下跌,这些人的资产就要缩水,利益就会受损。高低房价之争,背后反映的是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的矛盾,而有房者人数虽少,社会影响力却要大过无房者,国家自然无法无视他们的利益。不如说,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人,往往也是这些有房阶级。
而大城市有充足的人口流入,有足量的税收收入,那么要考虑的就是防止虚高的房价成为人口流入的障碍。如果人们看到这个城市房价太高都不来了,那么大城市去哪找劳动力?
所以,回过头看各地的房地产限制政策,大城市使用二手房指导价、商品房限购等来抑制房价虚高;而二三线城市则是限跌令和鼓励买房,严防房价下跌。
但是,显然大城市并没有强压房价打打算,如果 local government 真的想要打压房价,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加大商品房供应,然而真正这么做的地方并不太多,更多的做法是限制中介挂牌价格、限制购房者身份、提高首付等等,这些操作减少了成交量,在客观上延缓了房价的上涨,但既没有消灭需求,也没有增加供给,并不会扭转房价上涨的趋势。
这样看来,调控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government 并不希望房价下跌到一个普通人也买得起的水平,过于直接地刺破泡沫会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引起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government 会在保证房价不出现剧烈上涨的前提下,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使房价相对回落。
简单来说,就是让工资增速超过房价增速。当然,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物价也会跟着上涨。所以,调控成功与否,取决于 government 能否有效提升居民的人均收入。
考虑到疫情的冲击和产业升级的困境,很难说这个计划能否落地,我暂时保持悲观态度。
房产税一直被视为解决高房价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考虑到到房产税问题的复杂性,我怀疑至少五年内应该不会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因为房产税是从人口袋里掏钱,而且主要是从有钱人口袋里掏,确实比较麻烦。
不久前国家刚刚出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让各地自行探索房产税实施办法,可见国家也觉得这是个烫手山芋。
一个大的问题是,房产税应该怎么收?该普遍征收还是有所豁免?如果豁免,豁免的规则是什么?房产税的出发点是公平,所以原则上上应该是普遍征收。但普遍征收的反对意见太多,网络上有不少按套数或者面积豁免的方案,但是这样一来,发达地区高价值房产所获得的税费优惠就会远超不发达地区的低价值房产,反而破坏了公平。
其实是有一个完全公平的豁免方案的,如果房产税是按照房产价格征收的,那么税费减免也按照价格减免即可,给每个人固定额度的房产税减免,既减少了部分贫穷居民的困难,也避免了由于房屋价值差异导致的避税行为。
房产税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租房市场上,房产税的出台是否会导致房东涨房租?
在市场是充分竞争且信息通畅的前提下,不会。
原因很简单,房屋租金并不由房东单方面决定,而是市场博弈的结果。房东无时无刻不想着抬高租金,但租户并不能无限地满足这个要求。试想一下,一个月薪5000元的打工者,如果每个要月花费2000元作为日常消费开支,那最多就只租得起月租3000元的房子;更何况,从外地到大城市打工的人往往有储蓄的需求,那么留给房东的钱就更少了。据我上网冲浪时的观察,人们一般愿意接受的房租占月收入比例为10%~40%,收入越高,比例越低。
如果说商品房价格是由精英收入决定的,那么租金就是由普通打工者的薪资决定的。市场博弈的结果就是,当下的房租已经基本达到了普通人薪资所能承受的上限。如果普通人的薪水不上涨,房东单方面地想要涨房租,而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范围,结果就是交易失败,租户用脚投票。
房产税刚颁布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租房市场的波动,但最终的结果必然还是会回归一个正常的价格。
当然,市场不总是理想的,而租房市场则由于交易成本高、信息不通畅、不同商品之间差异较大等原因尤其不理想。一般而言,容易租出去的房子有可能会受到房产税的影响而涨价,反之亦然。这个判别标准比较抽象,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化:如果一套房地段好且求租的人多,则大概率会因为房产税涨价(虽然理性的做法是立刻涨价,房产税只是起到一个借口的作用);相反,如果一套房子地段不好或租不出去,则很难涨价,甚至房东有可能会因为房产税导致的房产持有成本增加而选择减价出租以维持资金流。
当然,如果放任房价上涨,让普通人觉得买房完全没有希望,放弃攒钱,或许还能给房租争取一点上涨的空间。
当下据我观察,这些玩意仿佛不存在。
但是似乎已经有一些大城市开始真正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尝试了,可惜我觉得他们步子迈得太小,像个娘炮。
房价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偶然,而是发展的必然,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40年高速发展,local government “抄近道”式的发展策略所带来的后遗症。结果就是,地区发展呈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大城市过度发展,人满为患,小城市逐渐落寞,仿佛身体被掏空。
我他妈就奇了怪了,一堆破逼互联网公司全往北上深挤干啥?写个代码是要考虑运输成本还是产业链配套啊?
我始终认为,要解决房价问题,根本方案是解决目前过度的人口集聚问题,优化人口和产业分布结构,给二线三线城市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和就业岗位。人才和就业是相互促进的,有了优质的就业岗位,人才就愿意留下,而一个地方有了足够多的人才供给,企业就更愿意在此提供就业。
不过,再回头想一想,且不论能不能做到,如果真这么干了,大城市房价或许压力不大了,小城市房价压力又上去了,也罢,随他便吧。
中国的房价问题是中国特色的房价问题,是土地公有制和商品房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又或许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这套机制在过去二十年运转良好,极大推动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但是这样的发展是带血的,是对农民和城市底层工人的剥削,是对“人口红利”的挥霍。根据翟东升教授的理论,国家高速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资本向国家核心资产集聚的过程,核心资产在美国是股票,在欧日是债券,而在中国,是房地产。因此我们也能看到,过去几十年房价的发展增速要远快于货币量的增速(以央行资产负债表计)。也因此,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房地产吸血其他产业的过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生产的价值被少数资本家和地主窃取的过程。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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